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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體提出“醫鬧”爲什麼會頻發?答案恐怕是見仁見智。不過,這倒使我想起央視主持人白巖鬆所說的一件事。白的老家是海拉爾。上世紀的70年代,白的父親30多歲,總咳嗽,有時還帶血。一次白父要到天津出差,白母便一再囑咐,辦完事一定去醫院看看。出差的最後一天,白父去了醫院,診斷結果是癌症。醫生不好告訴本人,只是要求馬上住院。白父說明是來天津出差的,已經買了當天回去的火車票,非走不可。醫生聽後,讓他稍等,去找領導了。乘着這個時候,白父溜走了。晚上,白父在車站候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廣播找他。他還納悶,天津無親無故,誰呀?來到約定地點,竟是那位醫生。白父就這樣被強拉回了醫院。儘管白父兩年後還是過世了,但是直至今天,他們一家對天津的那位醫生,還是感念不盡,沒有半點怨言。白母還說:遇上這樣的醫生,當時要有現代的醫療技術,也許能治好呢。
顯然,這樣的醫患關係,是斷不會出什麼“醫鬧”的。
其實,像白父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本人也曾經歷過。上世紀的60年代,本人還在大學讀書。“文革”初期,有段時間興起步行串聯,我們幾個人就準備從北京走到井岡山。誰知還沒走到邢臺,我就病了。年少氣盛,激情似火,病了也要走下去。結果病得越來越厲害,一翻身,都能聽到胸腔裏有水流動的聲音。一到武漢,我就先去醫院。武漢市第三人民醫院的一位醫生,給我仔細作了檢查後,說:“肝炎、結核性胸膜炎,都挺嚴重了。馬上住院!”“我是串聯來的,連吃飯的錢也沒有,怎麼住院?”“那也得住,不住就危險了!吃飯讓醫院食堂送,先記賬。”醫生的態度很堅決。就這樣,我一個人在武漢住了50多天醫院,兩個病都治好了,再沒犯過。現在年過古稀,至今未發現有什麼後遺症。我工作後,醫院通過母校,給我寄來了飯費賬單,我寄了過去。這段經歷,我終生難忘。對武漢的醫院、醫生,我心中有的,只是感激。對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也從未有過半點疑問。
述說這些陳年舊事,只想說明,治理“醫鬧”,定要分析“醫鬧”的源頭。
首先聲明,我是堅決反對“醫鬧”的,尤其反對那些或自恃有權,或自恃有錢,或仗勢欺人,或趁火打劫式的無法無天的“醫鬧”。對“醫鬧”必須堅決打擊,不打擊便不足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但是,多數“醫鬧”,恐怕還是“事出有因”,是醫患之間缺乏最起碼的信任造成的。絕大多數的患者,去醫院都是爲了治病,爲了解除痛苦,求得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把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都交給了醫院和醫生,這是對醫院和醫生極大的信任。而醫者,仁者也,對患者首先就應該有一顆仁愛之心,對病人的健康和生命要有高度負責的精神,把治病救人放在首位。倘能這樣,相信醫患關係大體是不會有什麼大問題的。就現狀而言,多數醫生是基本上能夠做到這樣的,大多數的患者對求治結果,也是基本滿意的。只是有極少數的醫患之間,產生了矛盾,並且越鬧越僵,以致演變成爲“醫鬧”。分析緣由,恐怕多數起因,或者因服務態度引起不滿意,或者因醫療費用有疑問產生糾紛,或者因對治療結果太過失望而誘發衝突,這些不滿意、糾紛和衝突,又溝通不夠,處理不當,進而激化,最終才導致了“醫鬧”。當然,這裏不排除極少數人有一種固有的觀念,習慣甚至迷信拳頭打天下,說了不行就罵,罵不過癮就鬧、就打、就砸,結果“醫鬧”便頻發了。
不管怎麼說,“醫鬧”在白父和本人治病的那個年代,從未聽到過。就是那以後的多少年,也是聞所未聞。幾十年過去了,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大大地進步了。讓人糾結的是,醫患關係倒不那麼和諧了。從根本上來說,這裏恐怕有個價值觀念的變化。聽老家的人說,家鄉人有病送去住院,醫生首先問的不是病情,而是家裏有幾個人掙錢。有錢,醫生便猛上檢查、猛開藥;沒錢,醫院便敷衍、便推託。錢到位稍遲一點,便立馬停藥。救死扶傷,成了赤裸裸的金錢交換。既然賺錢的觀念擡得如此之高,便不可能不去賺人。救死扶傷夾帶了賺人,“天使”也就會不那麼聖潔,醫患之間的信任肯定要打折扣,醫患關係便容易惡化,進而演變爲“醫鬧”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因此,治理“醫鬧”,除了對那些無法無天者進行堅決打擊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醫生首先要有“仁者”之心,醫院應把救死扶傷放在首位,醫保制度應該繁育得更完善一些,醫療資源的分配要更加公平合理,社會的教育理念也應該更爲成熟……而所有這些的背後,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制度支撐。當然,這需要有個過程。只是在這個制度建立之前,醫者也好,患者也好,都應該各自盡力,增強互信,都別幹出讓人失望甚至絕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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