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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墓園是深圳郊區一處大型墓地,一株高大的榕樹佇立山頂。大樹的腳下,埋葬着一些很特殊的逝者。他們是器官捐獻者,被葬在了這棵名爲光明樹的大樹之下,也正是因爲這樣特殊的選擇,高敏走進了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刻。
每一次協調都是心力交瘁
1997年,高敏來到深圳幫妹妹帶孩子,就在這一年,她看見了獻血車,從此竟一發而不可收。數年間,高敏獻血100多次,成了深圳有名的“獻血大王”,隨後她又成了深圳紅十字會一名志願者。2005年深圳紅十字會開始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作爲明星志願者的高敏經安排,成爲深圳第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員。
高敏當時覺得挺神奇的,然而當她真正近距離地接觸到捐獻者和他們的家庭,卻感受到了生離死別間的無助與糾結。
2007年,打工的貴州小夥兒楊傑遭遇不幸,這個從大山裏走出來的年輕人在離開人世前,做出了一個堅強的決定——捐獻自己的器官,讓自己以另一種形式留下來。楊傑的妻子極其淳樸,在醫院,高敏默默地陪伴着她。一切都按照楊傑的意願來,很快就辦完了手續。楊傑的妻子簽完字後,虛弱地把頭靠在高敏的肩上,然而一個來自湖北的電話,讓高敏再度陷入痛苦的抉擇之中:“湖北有個男孩燒傷嚴重,急需有人捐獻皮膚,否則生命不保!”那一刻,高敏不知道該不該對楊傑的妻子說,怎麼說。一邊是已經逝去的楊傑,一邊是命懸一線的男孩。高敏內心掙扎着強逼自己開口,詢問她是否能同意楊傑再捐出部分皮膚。
還沒等話說完,楊傑的妻子頓時崩潰。對一個女人來說,答應丈夫捐獻器官,已經承受了極其巨大的情感壓力,那會兒楊傑的遺體剛從手術室裏推出來。一向剋制的高敏也終於忍不住眼淚,抱着楊傑的妻子哭了出來。本以爲捐獻皮膚的請求已然無望,連高敏都不忍心再提此事時,楊傑的哥哥站了出來,他哭着勸弟媳……就這樣,楊傑拯救了8個急需移植的患者。
有多少傷痛糾結在心頭
2012年,22歲的湖南女孩趙湘生命垂危。此前,爲了能順利依照女兒的遺願捐獻器官,趙湘的父母一直和高敏保持聯繫。然而,讓高敏怎麼都想不到的意外卻發生了——醫院負責人拒絕在他的醫院做器官摘除手術。
對器官捐獻而言,心臟停止跳動後的每一秒都很關鍵。據瞭解,心臟允許熱缺血的時間是3~4分鐘,這就意味着,如果趙湘在死後5分鐘內不立即做手術,她的器官很可能就沒用了。高敏無論怎樣勸說那家醫院的負責人,對方就是不同意。高敏甚至提出,只求他們提供個手術場所,但最終還是沒有同意。
眼看時間流逝,高敏和幾位醫生決定立刻轉院。然而就差幾分鐘,趙湘的器官還是沒能被保住,如果保住了,至少可以救3個人……
“得知消息時,我差點一頭栽在病房裏,因爲另一家醫院裏,有兩名病人幾乎已經躺在手術檯上等待器官移植了……”高敏說。
2012年底,一個癌症晚期的33歲未婚母親找到高敏,表達了捐獻自己器官的意願。她說她有一個小孩,7歲了,沒有戶口,也沒上學,她自己這一輩子也沒給社會做點什麼,到最後就把這點有用的東西獻出來。她說:“我女兒是我最放不下的,孩子跟着我的時候沒有享到福,以後她的生活能平靜一些,我也瞑目了,求求你了。”2013年春節剛過,這位母親去世了,她捐獻出自己的眼角膜和遺體,而留給女兒的是至今依然沒有改變的黑戶身份,現在她的女兒和年邁多病的外婆生活在一起。
面對這些,高敏時而憤怒,時而崩潰,時而悲傷,但更多的時候,她感到的則是一種無助和無奈。8年裏,大部分捐獻者都是來自底層的打工者,他們留給高敏的是一張張無法忘懷的面孔和一個個難以割捨的牽掛。
希望有一天這個職業不存在
在很多人眼裏,高敏可以算是“中國器官捐獻協調第一人”,但這對她自己而言,沒有欣慰,更多的反而是傷痛與無奈,甚至非議。
這些年下來,高敏的電話一響,就意味着要去面對和陪伴一個生命走向盡頭。特別是在面對一些情緒激動的家屬時,她更是隻能默默地在一邊任憑對方質疑。“也有家屬事後向我索求賠償的,但做這些事情,我是一分錢都沒有的。”高敏說。
高敏說她能夠理解家屬們的心情,做這件事情,要投入自己的真感情,感同身受就必然會心痛,一次又一次。這是個充滿矛盾的職業。在手術室外,他們等待的永遠是死亡,但又是新生;他們帶給家屬的是絕望,但又是希望。高敏說:等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時候,器官協調員就可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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