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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不幸於10月22日病逝,享年102歲。
我第一次見到侯仁之先生是1952年,那時我正在北京四中讀書,先生應邀來校做關於北京歷史地理的講座,引發了我濃厚的興趣。事隔60餘年,但先生講話時一舉手一投足,仍深深印在腦海之中。此後我一直關注先生的著述,迄今未嘗稍減。
1962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河北省分院歷史研究所,常與資料室工作的楊思慎先生閒談,不時提起侯仁之先生。楊先生祖籍四川,畢業於燕京大學外文系,與著名電影演員孫道臨同學;解放後曾任天津圖書館館長、天津師範學院教務長,1956年因受不公正待遇,在河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後,安排到歷史所資料室。楊先生告訴我,日僞時期他正在天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接收了燕京大學,侯先生憤而辭職,來工商學院任教,開始研究天津;因彼此是燕大校友,不時有所聚會。某日天降大雨,侯先生破門而入,拉起楊先生就往外跑,說是到天后宮看看雨水流向和天津地勢走向。雨過天晴後,侯先生說,中國的廟宇大都是坐北朝南,惟獨天后宮是坐西朝東,面向海河,面向大海,這是天津的最大特點。先生在津時間不長,但完成了一部力作《天津聚落之起源》。
說來也巧,1990年接到山東大學路遙教授來信,說準備送我一冊《天津聚落之起源》。不久,書用掛號寄到,我急忙打開,孰料經四十餘年風霜的這本名著,竟保存得非常完好。封面的右上方還題有兩行工整秀美的小楷:“丕繩先生正之弟仁之敬贈”。系作者親筆所署。有幸得到這樣的珍本,使我喜出望外。當年這本書印量很少,得以完整留存至今的更不多見;前些年,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艾瑞克(Eric Politzer)曾經專程找我索求複印本,可見尋覓之難。
路遙教授特別在附信中講述了這本書歷經的劫難:“茲寄上侯仁之先生舊作一本,是他當年送給丕繩先生的。丕繩乃童書業教授之字,童教授於1969年病逝,童師母乃將教授之藏書暫存我處。後來,一部分送給學校,另一部分作爲‘四舊’廢紙,論斤賣掉,很是可惜。特別是童教授所藏揚州八怪畫派的字畫,在紅衛兵的追抄之下,當破爛處理了,否則今天均屬珍品。侯先生的著作,當時我以爲有用,遂順手置於書堆之中。前一段因撰寫湯若望論文,重新翻檢舊藏,才又使它重見天日。”
關於本書的成書背景與經過,見於先生自序:“壬午之秋,餘以喪亂餘生,遁跡津門。初來之時,日無所事,惟常驅車作市郊內外之遊,亦間赴南關市立圖書館閱書。其有關地方記載者,輒乃借而讀之。遇有可徵驗處,亦必親往一領略焉。然是時里巷不辨,往往失途;早去晚歸,而我之樂亦在其中,非他人所能知也。歷史既久,胸中略有儲蓄,然管窺之見,芻蕘之議,亦未敢爲他人告也。逮本年秋季,本市女青年會挽餘作學術講演,並以天津地理命題,餘莫能辭。既而又應本校學生俱樂部之約,再講一遍,即今題也。”
在本書的“弁言”中,還提到了不少寫作過程中給他提供幫助的師友,可見先生與他們情誼的深厚。
任鳳苞(振採)和金樑(息侯),天津藏書名家,任氏所庋方誌聞名海內,均爲先生提供過珍貴史料。時任工商學院董事長的徐世章(瑞甫)以集玉著稱,曾以其祖徐士鑾《敬鄉筆述》贈先生。時任工商學院地下黨負責人的王金鼎及邵淑惠等,亦各以所藏相借;後來二人結爲伉儷,解放後雙雙獻身天津教育事業,王金鼎任南開大學黨總支書記、市委文教部長,邵淑惠任34中學校長。
侯仁之先生以畢生精力研究歷史地理,研究北京,特重實地考察,被譽爲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活北京”;殊不知,先生當年還是用現代方法研究天津歷史地理的第一人。爰書此短文,以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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