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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古籍善本在拍賣場上的日益火爆,硃批奏摺正在成爲文物收藏投資的一個熱點。日前臺北故宮推出了一種紙膠帶,上印康熙的硃批:“朕知道了”,引起兩岸熱銷。因其獨具的歷史文獻價值,越來越多的清代奏摺從民間的故紙堆走出,現身藝術品拍賣市場。
奏摺折射皇帝專制玄機
清代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書,因用折本繕寫,故名“奏摺”,也稱“摺子”。奏摺按其內容可分爲奏事折、奏安折、謝恩折及賀折四類,其公文程式各有不同。在康熙及雍正初年,奏摺並無一定規則與程式,也未列入國家的正式官文書之內。京內外官員,不論官職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寵信和特許,即使是微末之員,甚至寺廟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摺奏事和謝恩。
奏摺用紙多用榜紙、本紙和毛邊紙,統稱素紙,均爲竹紙。當時宣紙名貴,臣僚平常呈奏用不起宣紙。奏摺長約22釐米,寬約10釐米,每折12行,半頁6行,每行20字。折面居中書一“奏”字。乾隆以後,奏摺格式有嚴格要求,並規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等言官及地方兩司以上大員,方有權具摺奏事。具折人須派專差或通過驛遞,直接送達宮門呈進,由皇帝親自拆閱並用硃筆批示。
古籍善本專家拓曉堂介紹,清代奏摺從明代朝廷上奏文件發展而來。
明朝的最高上行文件包括奏本、題本及揭貼三類,奏本無官印;題本及揭貼是上報給皇帝的普通公文和緊急公文,都必須有官印。通常有固定格式,如每幅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平行十八字,其中兩個字的位置專門留給皇上批字用。這三大類明代文件現存世僅約3000件,民間尚未有發現。
清朝入關之初,沿襲前明舊制,官員有事報告皇帝,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題本蓋印,奏本不蓋印。題奏本都由通政使司進呈,在皇帝閱批之前,內閣大學士已經“票擬”過。這兩種文書都是公開的,不利於下情上達;而且題本辦文程序繁瑣,還容易泄密。雍正年間,張廷玉把奏摺制度化,稍微重要一點的事務,地方官員都先撰擬奏摺,經過皇帝硃批,認可了,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但奏摺中的硃批內容,不得寫入題本。題本由此成爲官樣文章,奏摺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成爲主要官方文書。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奏摺剛產生時,有資格使用奏摺的官員不太多。雍正踐祚之後,內苦於宗室諸王的訕謗排擠,外困於滿漢大臣的朋黨傾軋,急於求言,故放寬了臣民專折具奏的範圍和權限。到後來,有權上奏摺者多達千人以上。
爲保證奏摺內容不泄漏,“勞模”皇帝雍正制定了一整套保密制度:撰寫人須親自書寫,一般不許他人代筆,寫成後不得外傳,否則治罪;由宮中製作皮匣,配備鎖鑰,發給具奏官員,專門用作儲藏和傳遞奏摺;督撫以上大員的摺子,派專人送到大內乾清門,交內奏事處,直達御前,而不像題本交通政使司轉呈;一般官員的摺子,亦差專人送到雍正指定的親信大臣處,由他們代呈,代交人當然無權知道摺子的內容。雍正帝閱畢,作了硃批,摺子由原渠道發回;硃批奏摺定期收回由專門機構保存。
雍正經常利用奏摺商討政務。雍正朝的許多重大政事,如攤丁入畝政策等,就是雍正與有關大臣通過奏摺反覆籌商後定下來的。
8000麻袋奏摺
4000大洋賣出
由於清朝的嚴密完備的文書檔案制度和清以後的重視與保護,大批清代奏摺得以保存下來。據不完全統計,現存的清以後奏摺總數有143萬多件,其中漢、滿文硃批奏摺有71萬餘件;錄副奏摺72萬餘件。在硃批奏摺中,主要爲漢文奏摺,有63萬多件。滿文硃批奏摺有8萬多件。分別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文獻館。現存的清代奏摺中,最早的摺子爲康熙十二年(1673年),最晚的爲宣統三年(1911年),時間跨度爲238年。
奏摺檔案是最直接的原始史料,存檔後難以面世。北京故宮午門東側文華殿南的內閣大庫內檔是它的藏身之所,包括皇帝詔令、臣僚奏摺、硃批諭旨、實錄、聖訓、會典、起居注、以及殿試考卷等,內也夾雜宋元刻本殘書等,汗牛充棟。近代流失嚴重,如清末內閣大庫失修後遭水淹,光緒25年一次清查黴爛就銷燬4500捆庫存文件,另一部分則被人爲盜賣後移出宮外,成爲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收藏的主要來源,其中經由1916年曆史博物館籌備處挑選出較完整的存於故宮午門之上的62箱,1502袋,後來歷經北京大學整理,直至1930年由故宮博物院接收。
1922年北洋曹琨賄選,政府財政吃緊,教育部、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連職員工資都發不出,經當時的教育部同意,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以廢紙名義出賣存放於故宮午門外朝房內的明永樂至萬曆年間的檔案,約十幾萬斤,售價3000大洋,這批珍貴的明代檔案至此無影無蹤。同年,再次出售歷史博物館存放於端門及朝房裏的檔案,包括清順治到宣統年間的檔案15萬餘斤,裝了8000麻袋,售價4050元大洋,這批檔案少部分流散民間。
奏摺的內容是決定收藏價格的最重要因素。現在有硃批的普通奏安折,價格價格已達2萬元,內容比較特殊的,賣價就更高。
嘉德公司1996年4月春季郵品拍賣會上,拍了兩件奏摺,一件是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二月十八日爲護理陝西巡撫畢沅給乾隆皇帝的奏摺,主要報告陝西軍事驛站分佈情況。另一件是清光緒八年(1883年)三月十三日,宗室謙禧、永德上光緒皇帝奏摺,主要請示蒙古和新疆等地驛站馬匹津貼腳費情況,光緒皇帝圈點和硃批64字,成爲研究新疆和蒙古驛站的重要史料。
在2006年的中國嘉德春拍中,有一件乾隆年“勘夷使進藏”奏摺,由大學士鄂爾泰等上奏,內容爲已勘查一條鮮爲人知的由新疆經甘肅、青海進入西藏的驛站郵路,奏摺後有乾隆皇帝御筆硃批“依議速行”,成交價達到9.0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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