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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出擔重任,全力恢復法制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隨着真理標準的討論和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開展,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作出了正確的政治抉擇和戰略抉擇,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中共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這次會議剛結束,12月28日,彭真同志就被中央接回北京。當天,前往機場接他的人很多,將近200人,大家都是自發前往的。我記得中央組織部有一位副部長是代表黨組織前去迎接的。彭真同志乘坐的飛機到達機場後,其他旅客先下機,彭真同志最後下來。一見到他,大家就熱烈鼓掌歡迎。然後,他被請到貴賓休息室,大家輪流過去跟他握手問候,和他說上一兩句話。
彭真同志回京後暫時被安排住到前門飯店。過了幾天,我去前門飯店看望他,跟他說說話。這一次,他坐在沙發上,問我:“你多大啦?”我回答:“我49歲了。”他很感慨地說:“哎呀,你都快50歲啦。”後來,我就問他:“這十多年來的日子您是怎麼過的啊?”他告訴我:“很簡單,什麼事情大,我就想什麼事。”
雖然當時沒有細說,但後來實踐證明,彭真同志還真是這樣的。在人生的低谷中,哪怕是在監獄中,他都始終堅持讀書學習,仔細研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獄中沒有紙筆,他將女兒送來的畫報和牙粉袋撕成窄窄的紙條,用嚼爛的米飯粒貼在書上,標出重點,加強記憶。幾年下來,他用這種方式標出重點的書有30多本。
其實,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很多人都對局勢看得比較明白了。彭真同志經驗多、能力強,處理事情有自己的獨特方式與想法,他看待問題所站的視角比我們更是高很多。在讀書學習的同時,聯繫到種種現實問題,他當時已經思考了很多重大的事情,譬如,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等,在他到中央政法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後就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了。
彭真同志剛回到北京,身邊沒有人。看到這種情景,我就主動問他:“您如果願意的話,我還可以回來給您做一段時間的祕書。”他說:“好,可以。”這樣,我又重新回到彭真同志身邊。當時,彭真同志原來的房子由吳德住着,所以他回北京後被安排住在前門飯店。後來,由於前門飯店那邊比較亂,就搬到北京飯店。一直等到吳德搬走後,才搬回原來的住宅。
1979年2月,彭真同志被任命爲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擔負起領導新時期民主法制建設的重任。其實,新中國成立後,彭真同志一直就領導、主持着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工作。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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