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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戲老戲多條腿走路
記者:您自己更側重傳統戲還是新戲創作?
於魁智:我這幾年一方面搞新戲創作,從《彈劍記》《兵聖孫武》《大唐貴妃》《袁崇煥》《梅蘭芳》《風雨杏黃旗》《走西口》《知音》一直到《赤壁》;另一方面帶著劇團演出,去年我們一年演了130多場戲,跑了全國三十七個城市,基本都是《四郎探母》《紅鬃烈馬》《穆桂英掛帥》《鳳還巢》這些傳統劇目。我們還復排整理一些經典劇目,像《滿江紅》、《柳蔭記》,還有今年9月25日參加文化部藝術院團優秀劇目展演的劇目《太真外傳》,這出戲保留了當年梅蘭芳大師兩個晚上演出當中所有的經典唱段,並增加了唐明皇的戲份。
記者:您自己最喜歡哪個劇目?
於魁智:一點都不誇張的說,我都喜歡。有些戲也許觀眾不喜歡,或者沒留下,但我自己接受這個戲時,一定是我喜歡其中的人物,而且每一個唱腔都經過一板一眼的認真排練。每出戲我都很喜歡,都很享受這個過程。每排一出新編歷史劇,對我演傳統戲的人物理解和創作都有很大幫助;而傳統戲的經驗對新戲創作也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就連唱京歌我也能接受,雖然有人對此有爭議,但我覺得推動京劇發展應該“多條腿走路”,我手頭就留存了127段京歌資料,很多都是春晚中的演唱,對那些對京劇似懂非懂的人來說,這也是一種影響。不管是哪種形式,最重要是看你自己是不是用心去創作。
記者:您提到春晚,京劇表演在春晚中從黃金時段被挪到零點以後,從整段演唱變成只有一人一句,您的真實態度是什麼呢?
於魁智:我對春晚,一方面是享受參與過程,另一方面在這個舞臺上,在億萬觀眾都看著的舞臺上,我認為我們就是代表新一代京劇演員的精神面貌,無論是便裝還是戲裝,都要是一種精神飽滿的舞臺形象。給戲迷有專門的戲曲晚會,但在這樣一個大聯歡活動中,我認為只要能有京劇一席之地,能給京劇展現的機會,就是好的。我自己並不需要利用這樣的機會“混臉熟”,我走在希臘的大街上,都有人叫出於魁智的名字,已經不需要混臉熟了。
從藝四十年 最重要是耐得住寂寞要堅守
記者:今年是您從藝四十周年,您總結自己能夠在京劇藝術上取得這麼大成績的原因是什麼呢?
於魁智: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能取得成功,其實我能夠有今天的成績,就是因為“堅守”。但這兩個字背後,是很漫長、很曲折的過程,中間什麼乾擾都有。像我1982年畢業的時候,當時周圍人全都出國留學、下海經商,女同學遠嫁東瀛,連第一屆大獎賽金獎得主都到香港拍電影了。我們那批同學一共三十多人,一下走了二十多人,當時乾擾挺大的。我同屋宿捨的同學,他那邊錄音機裡放著《跟我學》,學英語准備出國,我這邊聽著《擊鼓罵曹》,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兩邊對著嚷,也不是成心較勁,但人各有志,大家追求的不一樣。我就覺得我從十歲開始練功,留了那麼多汗、付出那麼多心血,不能輕易放棄。這麼多年下來,覺得自己堅守還是對的。我常對年輕人說,京劇要耐得住寂寞,要堅守,你認准了你的目標去努力,中間別三心二意,一定能夠成功。
記者:和您接觸,發現您對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日子都記得特別清楚。而且看您百度百科上的從藝簡介也特別詳細,那都是誰整理的?
於魁智:都是我自己整理的,這是一種習慣。我從藝四十年,所有重要的日子都不會忘記。像1972年4月3日在沈陽京劇院從事京劇表演,1978年9月5日在中國戲曲學院第一次跟葉蓬老師學習《伍子胥》;1982年7月23日進入中國京劇院也就是現在的國家京劇院一直到今天,都讓我永遠刻骨銘心。時代造就了我,京劇藝術成就了我。不管外界什麼樣的變化和乾擾,但我對京劇藝術的堅守和追求肯定會一如既往。在這方面我一點也不謙虛。對我和勝素現在來說,名和利都不重要,這真不是唱高調。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傳承。
非典時錄過125個唱段16張專輯
記者:在傳承方面您有什麼具體計劃嗎?
於魁智:我們計劃聯合一些朋友一起把《打金磚》《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等劇目拍成紀錄片,大家一起留點資料。一方面這是對自己舞臺藝術的梳理和總結,另一方面在大家體能、狀態、精力都最好,對劇情、人物的理解都比過去更成熟的時候,把這些表演技巧性很強的劇目以影像的形式記錄下來,給後人留下一個研究的資料。像我們現在最遺憾的就是,以前留下來的能給我們學習借鑒的資料太少了。我唱了那麼多年李少春先生的戲,但沒機會見過他,就是靠看他的影像資料,像《野豬林》的電影,我的老師說,李少春連兩條眉毛之間都會說話,我就反復看多少遍跟著學習。像梅蘭芳大師的舞臺藝術,也就那麼短短的幾段,珍貴的不得了。說起來,2003年非典時,我和勝素做了一件對我們倆來說驚天動地的事情。我們倆在非典期間錄了80個戲125個唱段,出了16張專輯!當時大街上都沒有人,我們帶著自己的團隊把一個錄音棚包下來,每天進錄音棚之前,大家先站在院子裡消毒,然後戴著大口罩進錄音棚排練、錄音,兩個多月一天都沒歇。要不是非典結束了,還要繼續往下錄。
記者:創作方面有什麼新計劃?
於魁智:我和勝素曾經專程到香港來看經典粵劇《帝女花》,羅家英、汪明荃這些粵劇名家也都是我們崇拜的藝術家、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想把這部戲移植改編成京劇,因為這個作品很適合我和勝素兩個人的行當。我們也在約劇作家為我們專門創作新劇本。
記者:從藝四十年,您沒打算搞什麼紀念活動嗎?
於魁智:我這個人比較低調。很多年前就有朋友說,拿出一兩百萬給我們在人民大會堂搞獨唱音樂會,但我們都拒絕了,說要是有錢就給劇團,我們把一出出劇目都給錄下來。所以我們現在錄劇目資料不發愁沒錢,就是因為有強有力的社會後盾幫助我們。我和勝素都認為,不需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事情,京劇是細水長流的東西,不適合搞運動,需要穩紮穩打。很多東西需要時間的錘煉,需要自己的藝術造詣經得住觀眾、專家等各界的品評,需要留給後人評說,而不能靠炒作。
記者:作為國家京劇院副院長,您對劇團劇院建設有什麼想法呢?
於魁智:我這一路走來,腦子最清楚,對藝術、對人生、對工作、對周圍環境,理解和判斷都最清晰的時候,都是在京劇創作氛圍當中。所以現在年輕人他們最渴求最需要的是什麼,我最理解。無論是我,還是勝素,都會盡量給他們搭建平臺。我們這些年積累下的一些資源,一些好朋友,拉來一些贊助,也都是用到劇團裡,希望能多給大家創造一些好的條件,讓大家不用為錢發愁。哪個演員不渴望成名成家?怎樣能讓年輕人朝著正確的能夠實現自己理想目標的方向去努力,我們身上有使命感、責任感,也有一種成就感,要把劇團帶到一種觀眾喜歡、專家認可的狀態。這一次我來香港之前,八十多歲的李世濟老師兩次找我談,希望能把國家京劇院一團打造成全國標志性的劇團。這是老藝術家的一種希望和寄托,也是給我們的一種責任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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