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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冬,我到集寧辦事。在火車站的站臺上,一位身穿光板皮襖、懷抱嬰兒的女孩引起我注意,她用地道的北京話問車站工作人員,列車爲什麼還沒到站。那女孩是北京知青,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不停地抱怨說快凍死了。她滿臉稚氣,偶爾哄哄懷裏哭鬧的嬰兒。與我同行的知青夥伴說看她多年輕啊……那時我們18歲,感覺這位年輕母親與我們年齡差不多,不知道她嫁的那個人是知青還是農民。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知青也要戀愛、結婚,這是繞不過去的坎兒。後來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從某個角度描摹了一代人特定時段的婚戀狀態:即將回城那個晚上,村邊,小河,樹影婆娑,知青與大辮子村姑。這些浪漫的意向,並不能掩蓋悲情的實質,告一段落的敘事,隱含着始亂終棄的意味。
如果說,歌曲《小芳》以略顯惆悵的調子,對“伴我度過那個年代”的戀情還有些曖昧的話,那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劉醒龍的小說《大樹還小》,則以農民的視角,揭示出農村女性與知青的恩怨,劉醒龍版的“小芳”淪落爲知青暴發戶的“小蜜”,當時還引發一番爭議。但不可否認,這兩個文藝作品中的事例,不約而同地聚焦於一個點:癡心女子負心漢,男知青都是負心漢。
現實生活中,知青版的陳世美或落難公子邂逅村姑的故事並不鮮見。用巧合解釋此類現象,顯然缺乏說服力,因爲其根源來自巨大的城鄉差別。或者可以從另一角度關照這個問題,1970年,下放到農村的大學生白啓嫺嫁給了農民,當時的媒體將她譽爲“敢於同舊傳統決裂的反潮流人物”,這種把婚戀觀跟政治綁在一起的做法,其目的性顯而易見,具有推波助瀾的導向作用。對白啓嫺的過度宣傳,似乎爲解決日益緊迫的知青婚戀問題,找到了一條便捷的出路。
誰都明白,一旦嫁(娶)了農民,那就意味着在農村過一輩子。紮根農村,說說容易做到難。何況造化弄人,計劃趕不上變化,因爲政策鬆動了,很快有人回城,病退選調頂替當兵上工農兵大學……條條大路通城市,離開農村堪比勝利大逃亡。但仍有個禁區難以破解:已婚、尤其與農民結婚者被拒之門外。現實很嚴峻,城市門檻是衡量農民身份與知青身份的標尺,如此,前者顯然低於後者。城市戶口對農民而言,是遙不可及的珠穆朗瑪。變化的政策令白啓嫺們始料未及,其中很多人缺乏思想準備,處境尷尬:想走,走不了;不走,心不甘。於是,在知青與農民這一組家庭模式中,打架離婚拖後腿妻離子散的現象屢見不鮮。當然也有歷盡千辛萬苦輾轉辦回城的夫婦,只是事情遠沒有結束,即便進了城,嫁(娶)了知青的那位農民,須使盡渾身解數,打破種種人爲的障礙,才能融入這個城市和家庭。最終的結果自然是五花八門:同牀異夢者有之,黯然分手者有之,天各一方者有之,喜極而泣者有之。
從紮根到回城,顛覆的命運對知青的婚戀與家庭產生極大影響。在這個大背景下,知青之間結合的家庭,其穩定性是否高於知青與農民的結合,因未掌握權威數據,不敢妄言。但無論如何,幸福只是一種感覺,人生也是自己走過來的,酸甜苦辣況味自知。而今,步入老年的知青家庭,或在城市或在鄉間,都已成爲彌足珍貴的人生經歷,不可複製,不可修改,亦不可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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