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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汝昌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詩集。這是胡適先生多年以來爲了考證曹雪芹想找而沒有找到的。周汝昌一看大爲驚喜,裏面有6首直接詠及曹雪芹的詩。
周汝昌由此寫下第一篇紅學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當年的《民國日報》。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適的一段佳話。胡適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後非常高興,主動給周汝昌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經報紙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周汝昌十分感念胡適先生,但是他們的學術觀點有所不同。胡適先生的信,對周汝昌的考證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周汝昌當時少年氣盛,也不知言語輕重,就又寫了一篇文章與胡適辯論。胡適不久又回了信,一來二去,從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適共給周汝昌寫了6封信,探討紅學問題。胡適也許沒有想到他的6封信給了一位年輕的學生極大的鼓舞,使周汝昌從此走上長達半個世紀的紅學研究之路。如今,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
在“文革”中,周汝昌所有有歷史價值的舊信件大部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適的6封信)由於是極重要的政治罪證,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下來。與胡適的書信往來成了周汝昌紅學研究生涯的開始,隨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適借閱由胡適收藏的極爲珍貴的甲戌本。
當時他和胡適沒有見過面,胡適就敢把這樣一部珍貴的藏本借給他,是由一位姓孫的先生從城裏帶來,用舊報紙裹着,上面用很濃的硃筆寫了“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收”。周汝昌當時是一個學生,胡先生卻很禮貌地用了“先生”這樣的字眼。周汝昌看到這個藏本大爲震驚,曹雪芹的原本和當時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將這部世人未見的奇書帶回老家。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用墨筆和硃筆工楷把書抄錄了一遍。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勢緊張,周汝昌專程趕到胡府,把書交給了胡公子。
據史料記載,胡適離開北平南下時,他拋下了家中的萬卷藏書,只帶走了兩部書,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還給他的甲戌本《紅樓夢》,可見此書之寶貴。通過近四年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四十萬字的《紅樓夢新證》。此書1953年出版,立即轟動了海內外學界。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後來在文章中寫道:“汝昌的書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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