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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目送當天最後一位患者離開,時間已是晚上7點多,實習生都早走了。一天裏只有此時診室纔會顯得空蕩蕩,其他時候都是爆滿。
李明30多歲,個子不高,他是廣州一家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推拿科醫生,由於家學淵源,近幾年名氣漸漸大起來,慕名前來求醫的人非常多。
針對頸椎和失眠的問題,在這裏做全套問診和治療流程,需時超過半小時,如果要用針或拔罐,時間就更長了。如果按照這個時間標準,李明全天開診8小時,只能看14~16個病人。但是在兩三年前的高峯時期,每天掛他號的人至少有三四十個,有時甚至更多。
那段時間,他每天一到診室放下包,馬上就開始問診,一個病人接着一個病人。李明一舉手投足,對病人都是治療的關鍵,所以整個上午他時時刻刻都要保持全神貫注,有時甚至顧不上上趟廁所或喝口水。
中午12點,實習生要去吃飯,他得繼續留守。1點左右,學生帶點東西上來給他吃,不過他也未必有時間吃,所以抽屜裏總是裝滿零食,出現低血糖徵兆,就剝顆糖丟嘴裏。
下午的情況也差不多,一次去採訪,等到他下班走出診室,已經接近晚上8點,還有一個想加號的病人追在屁股後面,讓人哭笑不得。
然而李明發現,儘管自己每天實際工作時間遠遠超過10小時,回家累得跟“死狗”一樣,他跟病人之間的關係卻每況愈下。對此,李明反思,“其根源在於,無論什麼時候,醫患關係都有個基本特點,就是信息嚴重不對等”。
市場化的醫院
江風是專科醫院的主任醫師,一般要成爲這個職級的醫生,至少得是博士。他開玩笑說,除了科研機構以外,醫院大概是博士和博士後最多的地方。
“學醫辛苦不辛苦,你說呢?”他反問,“醫學本科5年,加上碩博,十多年持續不斷學習,才造就一位專業醫生。”從這個角度也不難理解,病人在醫理病理方面不太可能與醫生有對等的溝通。
20多年前剛從醫時,江風確實能感覺到這是個受人尊重的職業,在信息獲取渠道極少的年代,病人對醫生甚至可以說有點敬畏:基本上是醫生說什麼就聽什麼,所以醫生的形象也容易高大。既有面子又有裏子,連找對象都特別吃香。
重要的心理轉折就發生在這十多年間。
“說實話,如果看病不貴,很多矛盾就不會這麼尖銳。”一直以敢言著稱的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廖新波直不諱言:政府把醫院推向市場,是近10年來醫患關係惡化最根本的原因。
近些年來,國家對醫院的財政補助急劇下降,這意味着,醫生需要爲自己掙工資。
科室效益是如何組成的呢?以廣東省中醫院爲例,普通門診掛號費4元,專家7元,主任醫師9元。也就是說,以一個普通醫生一天看20個病人計,一天的勞動價值是80元,即便主任醫師,也只有180元。以廣東的生活水平,這樣的工資可謂人力成本極低,所以從醫院到科室到醫生個人,都只能依靠業務收入。很多時候,“做”或“不做”,真的是憑領導和醫生的良知去衡量。
這個過程中,醫生也被拋進了一個自我價值感與道德交煎的兩難境地。
在大環境下,患者對醫院和醫生的不信任感日漸滋生,愈演愈烈。有如硬幣另一面的展現:過往,專業知識水平的不對等,使醫生在醫患關係中處於高高在上的位置;如今它卻成了一些病人最願意踩在腳下的根源。
缺失的價值認同
內科醫生王雁告訴記者,近年越來越常見一種情況,就是病人在看病前,會先就自己的症狀上網查很多資料,然後再到醫院就醫。如果醫生的診斷和處方與查到的資料差異較大,他們就會質疑。“其實就是懷疑,你有沒有爲了藥品提成給我亂開藥,甚至故意誤診。”
誠然,在缺乏互信的醫患關係中,病人普遍感覺自己是弱勢羣體,但顧忌到醫生內心波瀾和痛苦的人卻很少。
“以藥養醫,表面上看,醫生是得益者,但實際上,當中首先被損害的是醫生的尊嚴。”王雁沉重地說,“一個醫生,寒窗苦讀、治病救人的價值感,體現在哪裏?4元掛號費嗎?你醫術高明,治好一個病人,價值就是4元,然後爲了保證能吃飽飯,還得想‘賣藥’的事。醫生的自我認同感和價值感會不會產生混亂?做人的理想呢?”
更讓王雁感到難受的是,部分醫生的“出格”行爲,使整個醫生羣體都被放到審判席上。她願意堅守醫生的道德感和良知,然而即便這樣,已經失去的信任還是回不來,病人有意無意總會先對醫生進行有罪認定——“不要說碰上真正的衝突,有時僅是體會到這種壓力,內心就會充滿屈辱感。”
作爲醫療界的“明星官員”,廖新波經常普及各種醫學常識:比如現代醫學發展速度遠遠跟不上科學發展、多數疾病的誤診率是很高……“其實,廖新波說門診50%誤診,住院30%誤診,我覺得保守了,門診誤診率可能接近60%,很多病其實是誤打誤撞治好的,因爲同一種藥可能針對的類似疾病有很多。”李明說,“所以,針對同一個症狀,不同的醫生初診結果不一樣是很正常的事。”
然而,還是有病人拿着其他醫生的診斷結果回來找的。有一次,王雁就在走廊裏被罵了10分鐘,雖然不了了之,但回家後,她哭了整整一天。
暴風雨中的例外
不過,暴風雨中也有例外。年近70的老中醫冉玲就從不爲醫患關係而困擾。數十年從醫生涯中,她幾乎沒有和患者產生過大的矛盾衝突。
清晨5點多就有人在診所門前等候她。這是一家民營社區醫院,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冉玲是退休後才被聘到這家醫院來的,由於對婦科疾病尤其是不孕不育的治癒率高,很快就形成口碑,有不少珠三角的患者都特意來找她看病。
冉玲每天出診6小時,只掛12個號。就是這樣,遇到緊急加號的病人,她還是經常熬到晚上七八點才下班。因爲她一直堅持一個原則,不論初診還是複診,每個病人都能在她這裏得到30分鐘時間。
說實話,她並不是一個好脾氣的醫生,經常會急,“但我和病人的關係一直很好”。除了望聞問切,診斷開藥外,她會不厭其煩地主動向病人解釋簡單的醫理,讓她們能瞭解到自己病情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包括解釋所開的每一服藥和每項檢查的作用和必要性。即使全國各地醫患衝突已然白熱化,病人在她面前仍然沒脾氣。
在哀聲一片中,冉玲的故事並不是個例。這就證明了,即使在矛盾已經如此深化的情況下,醫患之結亦不是完全不可解。
然而,在三甲大醫院,冉玲這種行醫方式幾乎不可複製。以前,李明和病人的關係也處得很好,他與冉玲頗有相似之處,就是發自內心地喜歡與病人溝通交流。推拿科的特點也決定了他和每個病人都會有一定的交流時間,有時他甚至會一邊給病人做治療,一邊教他們一些日常保健穴位和手法。
然而,正如前所述,當門診量大增之後,他的病人情緒和怨言也多了很多。後來,他不得不嚴格“限號”,以緩解他們日趨高漲的情緒。但這樣又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要求加號的病人越來越多,令他不勝其擾。
資源配置
這就是目前醫療資源分配的現狀。大醫院醫護人員忙得焦頭爛額。
李明開玩笑說,很多人都喜歡娶護士,以爲她們溫柔、會照顧人,其實護士工作時累得要死,回到家多半是倒頭就睡,連家務都不做。“就像我自己,幾乎不怎麼幫老婆推拿,實在太累了。”
很多時候,點燃醫患衝突導火索的並不是醫術問題,僅僅是一個態度的疏忽,就引爆了患者深受疾病困擾下極度不穩定的情緒。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新一輪醫改啓動以來,中央投入600多億元支持縣醫院、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設,然而很多社區醫院卻是門庭冷落,醫生除了給小孩打打預防針外無所事事,鮮有冉玲所在的診所那麼紅火的。
“在這樣的制度瓶頸下,我們的診所選擇聘請已退休和年齡比較大,已經沒有晉升要求的醫生,算是另闢蹊徑。”冉玲說。
而在大醫院,最令人沮喪的是,很多醫生正在失去了進取的心態。“因爲怕糾紛,現在我所見的大多數醫生,面對把握不大的病情時,都傾向於採取保守治療。”江風說,甚至有很多醫生、醫學生開始放棄醫學事業。
這些都一再印證了,醫患矛盾如若不解決,傷害的是雙方。 (據《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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