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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聶榮臻任中國共產黨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同年5月到達上海,在中央特科從事艱險而又復雜的地下工作,積極向各革命根據地提供軍事情報,及時了解敵情,保衛黨中央和地下黨同志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鎮壓叛徒、特務。1931年,聶榮臻調到中央軍委任參謀長,先後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堅持秘密斗爭。
1931年12月,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叛變以後,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聶榮臻根據組織的決定撤離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第一軍團政治委員,並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2年4月11日,毛澤東主持一軍團師長、師政委以上乾部會議,布置了攻打漳州的計劃。4月20日,我軍佔領漳州城,國民黨49師大部被殲。
在漳州,聶榮臻與林彪發生了共事中的第一次衝突。當時,為了進行下一步的戰斗准備,“籌款子”成為部隊一項主要任務。漳州是著名僑鄉,紅軍部隊紀律的好壞、執行政策怎樣,影響很大。因此,聶榮臻在部隊入城之前就告誡部隊:“這次進城,對我們的紀律、政策觀念都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大家要特別注意。籌款要籌,紀律更要執行。”還統一頒發了“入城許可證”,沒有拿到許可證的官兵不得入城。
部隊入城後,總體紀律是良好的。部隊有條不紊地發動群眾打土豪,擴兵籌糧籌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有的部隊在林彪的縱容下,對政策的執行一度搞得很亂。一天,聶榮臻在街上看到幾名紅軍戰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這些人光著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聶榮臻為了制止這些違反政策、脫離群眾的做法,憤然找到軍團長林彪說:“林彪同志,在紅軍裡怎麼采取這種手段呢?對一些不肯出錢的老財,給予一定懲戒是必要的,怎麼能把他們弄到大街上拷打呢?這樣不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連工人農民也不會擁護,政治影響很壞,這可是關系到這片新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的大問題呀!”
林彪突然反問:“那我們究竟要不要錢?政委同志,沒錢就不能打仗。”
“錢,我們當然要,但我們不光要錢,還要政治。我們是紅軍,如果政治影響搞壞了,籌的錢再多,也是毫無意義的。”聶榮臻嚴肅地說。
經過爭論,林彪不再吭聲,在以後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斂。部隊經過教育,也杜絕了只顧弄錢不講政策的傾向。多年之後,聶榮臻舉這個例子說:“林彪這個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戰爭年代中往往還是兼聽則明的。”
“路線”之爭
1935年5月,聶榮臻任紅軍先遣隊政委,與司令員劉伯承一起,率部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搶佔安順場,組織突擊隊強渡大渡河,接著率紅一師、乾部團沿大渡河東岸北上,擊潰川軍守敵一個旅,有力地策應了西岸紅二師飛奪瀘定橋的戰斗。6月中旬,他率紅一師翻越夾金山,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
下旬,在列席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聶榮臻擁護中央關於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張國燾企圖破壞一、四方面軍之間和一方面軍內部各部隊的團結,准備把聶榮臻和林彪調離一軍團,聶榮臻到31軍去當政委,林彪到另外一個軍去當軍長。
在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聶榮臻始終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黨性原則。於是,他告誡林彪,我們要注意,張國燾想把我們“吃掉”。
林彪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卻有自己的立場。他突然板起臉來說:“榮臻同志,這是什麼意思?你是搞宗派主義。”
聶榮臻說:“張國燾和中央的思想一貫不一致,我們應該時時警惕。我覺得這不是宗派主義,這是路線問題。”
一提到“路線”這個敏感的詞語,林彪心頭“突”地冒上一股無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麼路線問題,你說他路線不對,那麼,他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呢?我們纔幾個人?一方面軍纔有2萬多,他有8萬多。”
聶榮臻緊握的拳頭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人多就正確嗎?蔣介石的人更多呢,難道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嗎?”
聶榮臻同志的觀點最後終於得到了事實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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