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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發老人為子女抄錄信息。
“剩女”現象一直被人們反復談論,卻鮮有學界對該現象的解釋走入公共視野。華東政法大學社會學教師孫沛東的著作《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發相親”》近日一經出版,便引來了學界、媒體各界的關注。
最摩登的城市,最傳統的“相親”
2007年,孫沛東獲得中山大學和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雙博士學位後,自廣州來到上海。秉著在巴黎養成的“用雙腳丈量城市”的習慣,孫沛東每逢節假日,就用步行的方式認識這座她心目中國內“最摩登”的城市。
2007年9月8日,孫沛東來到人民公園相親角,看到了一幅奇特景象:一群中老年人拿著寫滿子女信息的紙牌,三三兩兩或立或坐,以品評的目光相互打量著。這些人的共同點是都拿著紙牌或者站在自己的攤位前面。這種特殊聚會似乎暗示這裡是某種市場,其商品既非果蔬又非汽車。事實上,這是一個婚姻市場:一個獨一無二的公共聚會。
這是這位在廣州生活了十幾年,又在巴黎生活多年的學者從未見過的。她在《誰來娶我的女兒》一書的開頭這樣描寫:他們為人父母,面容疲憊,心事重重,自帶乾糧飲品和小板凳,沐雨櫛風,卻“氣節”不倒,口風強硬,絕不讓步。為了幫助兒女們挑選合適的“結婚候選人”,他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搭乘公共交通或駕車聚集到這個公園的一角。
這裡被分為兩塊:一塊是“自由掛牌區”,印有擇偶者年齡、身高、學歷、工作、月薪、房產和戶口等信息以及擇偶要求的廣告紙,被整整齊齊地貼在長達十幾米長的廣告欄上,廣告欄被安置在藍色的遮陽走廊上。由於廣告位有限,有些父母乾脆將上述信息寫在紙板上,平鋪在地面上或者用木夾把紙板夾在樹枝上供人瀏覽。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廣告紙還配發擇偶者的照片,甚至是大幅藝術照片。廣告分60後版、70後版、80後版、涉外版、“新上海人”版、二婚版等,號稱另類“兒女交易市場”。另一塊是“業餘紅娘區”,父母們擠在婚介周圍,翻看記錄冊上登記的相親者信息。
最難以讓她理解的是,這些被征婚者竟以“80後”居多。被認為是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在城市的核心地帶上演?自此,她每周都到這裡蹲點,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了43位父母和15位待婚青年,收集了65例真實個案,進行了長達五年的研究和探索。
在這項研究中,孫沛東將一般輿論中的所謂城市大男剩女現象或婚介市場問題,放到了幾十年社會變遷歷程所積壓下來的代際關系中來考察,並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父母一代身上,用這代人對愛情婚姻、對上昇流動以及生活安全等的“集體性焦慮”,來解釋他們奔波於相親公園的行為。
“剩女”是被社會建構的偽命題
“從我在相親角做的實證研究來看,這些代替子女相親的父母,年齡介於50歲至70歲之間,絕大部分都是本地人。總體而言,他們都是1949年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七成人曾經上山下鄉、經歷過‘文革’,而且一半以上的人的配偶是知青。‘白發相親’這個群體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多數人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較低;六成以上是企業管理人員、國家乾部和工程師等技術人員;平均每個本地家庭佔有住房一套半。從教育水平、職業和住房三個指標來看,‘白發相親’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做這個城市的中產階層。”孫沛東向記者介紹。
與此同時,在孫沛東的研究樣本中,被征婚者中女性佔六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的年齡在26歲至30歲之間,而接近一半的男性的年齡在31歲至35歲之間;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佔八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碩士學歷,有雙碩士、海歸碩士和博士學歷的人也不在少數;主要是本地人,至少是“新上海人”;以公司職員、公務員,或者如會計師、科研人員等專業人士為主。
有一點引起孫沛東關注的是:被征婚者以女性白領為主,相親角裡女方的父母遠遠多過男方的親友,“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則一副施施然待價而沽的模樣。在中介費用方面,標准更是“男女有別”。有個中介的攤檔前擺放著這樣的廣告:“業餘紅娘:幾百位優秀男女等你選擇,男方免費報名、介紹,大齡女勿擾。”男方父母只需在這裡留下孩子的基本資料,即可免費入會,而女方則需支付90元方能成為會員。
“我覺得‘剩女’只是被社會建構的一個偽命題,其背後隱含一個二元對立的性別價值體系:男主外,女主內。‘剩女’話題的盛行,彰顯了作為規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權威。它的盛行,也離不開市場化媒體的積極參與。底層青年男性擇偶難和城市青年女白領難覓佳偶,媒體和大眾更關注哪個話題?‘剩女’話題性感又富有挑釁,易賺足注意力,相親節目、相親網站、婚介、偶像劇、該題材的漫畫和小說等因此欣欣向榮。它不但推動並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語言中的普及,而且鞏固了社會對女性進入婚姻的期待和規制。”孫沛東說。
“如果說‘剩女’是個假命題的話,廣大農村的‘剩男’的擇偶和婚姻纔是真正的問題。在農村,處在擇偶婚姻鏈條最底端的這部分男性完全處在劣勢。沒有結婚可能,找不到配偶,要幾代人砸鍋賣鐵湊出錢來去更偏遠和貧窮的地方買一個老婆的農村‘剩男’被忽視了。‘剩女’其實是一種主動選擇,她們的問題在於願不願嫁,而‘剩男’是沒得選擇。”孫沛東表示。
父母一輩對生活有特殊的“怕”
反觀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由於實為父母代辦擇偶,物質條件更是被赤裸裸地提及。“汽車無所謂,房子要有。房子沒有不行的,房子一定要有。現在買房子貴呀,買轎車又不貴。以後夫妻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有萬把塊的話,就可以買車子啦,轎車不貴的,房子不行啦。房子是大價錢啊,小夫妻兩個人買到什麼時候啊?貸款要貸到什麼時候啊?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找了個朋友工資是很好的,但買房子貸款要還20年。所以我幫我女兒洗腦子,我說:一個男的一個月工資是1萬元,一個如果說是8000元,1萬元的那個沒房子,8000元的那個有房子,我寧願要8000元的那個。你說呢?這個肯定要算這筆賬的,以前我還不知道,現在沒房子的我不要。有房子,工資可以偏低一點點,當然這個還是要有原則的,工資要比我女兒高,一定要有房子的。1萬塊也好,8000塊也好,要是沒有房子,等於工資就跌下來啦,對不?要還貸款還個20年,我嚇也嚇死了,我是不要的。”書中被訪者言。
“這種非常理性的物質要求,有其形成的歷史根源。現在社會上對丈母娘這個角色的丑化,其實很不公平。你很難說是具體某個人的要求,它是整個社會幾十年歷史變遷形成的產物。”孫沛東特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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