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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屆”留給60後的印象是敲鑼打鼓奔赴邊疆的哥哥姐姐,對於70後則意味着吃苦耐勞的父親母親,而80後出生的人對於“老三屆”的感覺就如同出土文物了。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曾經的知青,“老三屆”是蹉跎歲月的標誌,是難以磨滅的生活烙印。
“文革”中被迫中斷學業的痛創,激發了“老三屆”極大的學習熱情,1977年後考入高等院校的優秀學子們刻苦攻讀的故事感人至深。畢業後走上領導崗位以及爲祖國做出卓越貢獻的專家學者的作爲令人折服。但是,無論今天他們身居何位,都會當之無愧地承認“我是老三屆”。
常年邊疆的寒風吹硬了“老三屆”的脊樑,塑造了他們堅韌、正直的高尚情操。即使在經濟改革的新形勢下,他們中很多人因爲企業不景氣而下崗或提前退休,家庭開支十分窘迫,他們依然堅守着樂觀向上、艱苦奮鬥的人生信念,爲了組織和集體的利益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埋頭苦幹自謀創業,而不是怨天尤人坐等社會救濟。
長期與底層百姓的密切接觸,培養了“老三屆”樸實無華的真摯情感,他們深深地懂得人性的偉大善良,表現出鮮明的大公無私、熱情助人的羣體特徵。面對物慾橫流的歪風邪氣,他們不畏強權、愛憎分明,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得到社會公衆的普遍認可。
多年農村的艱苦生活,使“老三屆”深深體味到農民兄弟的艱辛。回城後,他們依然保持着艱苦奮鬥、勤儉持家的優良傳統,從不浪費一滴水、一度電。大多數知青的家庭都佈置得樸素大方、乾淨整潔,他們的子女大多也繼承了勤儉節約的美德。1969年春,不滿16週歲的我,滿懷着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離開故鄉天津,和夥伴們一起來到位於科爾沁草原北部的通遼縣敖寶營子插隊落戶。如今,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但科爾沁依然令我魂牽夢繞。9年的知青生涯是我人生旅途的基石,我難忘科爾沁草原母親般的哺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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