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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已記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訴我,於先生在與人交談時曾詢問過“王凡是何方人士”。我久仰中共黨內知名學者于光遠前輩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門拜訪。聽友人如是說,我條件反射般地意識到,這真是個求見於先生的好機會。遂問這位與於先生熟識的友人,可否帶個話,說晚輩王凡希望登門拜謁。
到于光遠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剛剛自報完家門,於先生就說:“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讀過,我還寫了一篇讀後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問題的嗎?”“不是,是關於田家英的。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
是個聰明頑皮的青年”
正是由於田家英的話題,一下子拉近了我和於先生的距離。於先生認爲我筆下的田家英有些過於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記憶中,印象更深的是聰明和頑皮。也許是因爲他們相識時都年輕,所以于光遠對田家英最初的記憶,是田家英毫無顧忌地講述自己在四川老家一箇中藥鋪當小夥計時如何偷老闆的錢。
田家英告訴于光遠:偷錢的辦法是“就地取材”——藥鋪裏有現成的黏性很強的藥膏,塗在細細的竹棍上,從錢櫃的縫中塞進去,把櫃中的硬幣紙幣粘出來……於是這個同老闆搗蛋的聰明頑皮形象,成爲于光遠對田家英抹不掉的記憶。
“你知道嗎?田家英特別怕蛇和像蛇的動物,怕到了聞之喪膽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訴他某本書中有蛇的圖片,他就沒膽量打開這本書;如果有人把蚯蚓之類的東西放到他面前,他會嚇得逃跑。一次,我親眼看到他的同窯洞的好朋友曹葆華惡作劇地騙他,說他背上有條蛇,他頓時面無人色的神情,我當時被逗得哈哈大笑。而在此後很久一段時間,田家英都不理曹葆華。當時他都是二十六七歲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我總覺得他更像個孩子。”
我想,作爲自謂與田家英有着“無話不談”情誼的於先生,對田家英的追憶應該是可信的。於先生的話,使我想起當年在中南海時眼中的田家英伯伯。他喜歡逗孩子玩,常常要孩子們叫他“田老子”,有個小孩子還在口齒不太清楚的年紀,老是把“田老子”叫成“田老雞”,逗得旁觀者忍俊不禁。
於先生說:“延安時,田家英周圍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兒子’。我剛認識他時,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這樣叫,然而田家英對此並不生氣。”後來,我將於先生關於田家英的談論告訴了家父。父親說於先生的感覺是準確的,不在領袖面前,不在工作時間內,田家英的確常常露出他調皮的天性,簡直就像另一個人。父親還告訴我:在和書記處政治祕書室的部下打牌時,田家英會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時,會哈哈笑着抵賴。下棋時他會悔棋,對一個子的得失也要較真兒,甚至在眼看難以挽回敗局時掀翻棋盤。這些不拘小節的調皮耍賴,似乎跟領袖大祕書、黨內大手筆的形象相去甚遠,可這確實是真正的田家英。“田家英的本性有點像古代的騷人墨客,用不那麼好聽的語言來說,就是喜歡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個需要經常保持高度嚴肅性紀律性的地方。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實在難於應付,這是他的悲劇。”於先生說。
陳伯達不是真心搞調研,
而是揣摩思想動向
從田家英說到給最高領袖當祕書,自然就會涉及毛澤東的另一位大祕書——田家英與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陳伯達。我說我是在寫田家英文章的過程中才瞭解到,兩人長期不和。
田家英與陳伯達的齟齬可追溯到他倆的第一次接觸。田家英和當時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輕幹部,參加了陳伯達寫作《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班子,爲該書的查閱覈對摘錄資料及行文,做了大量工作。可書成之後,陳伯達不僅未對這些年輕幹部表露絲毫謝意,反而以“你們幹了些什麼”的詢問,將他人的辛勤勞動一語抹殺。于光遠先生對我說,他和田家英在一起的時候,確實議論過陳伯達。田家英對陳伯達在毛澤東面前的虛僞表現尤爲鄙視。田家英曾向于光遠講述了陳伯達的所謂“農村調查”是怎麼一回事。
毛澤東歷來提倡調查研究,陳伯達也常常以喜歡搞調研自我標榜。可是他又怕吃苦,不願深入農村,往往是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調查,只聽聽調查人的彙報。在此之後,他才裝模作樣地走一下,繼而發表長篇報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議。陳伯達不是真心搞調研,而是揣摩毛澤東的思想動向,然後搞些材料寫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時由於把毛澤東的想法猜錯了,寫出的東西受到毛澤東毫不客氣的批評。後來,于光遠去天津,恰逢陳伯達在天津的小站做所謂調查,目睹了陳氏調查法,果然同田家英所說毫無二致。在我們這次交談時,于光遠先生對陳伯達的批評是頗不留情的,但在隨後評價毛澤東的幾位大祕書時,他卻認爲“陳伯達有許多比較系統的論著,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超過了其他幾位大祕書”。他的這一見解很獨到、很別緻。
“我把那次彙報稱作
‘于光遠丟臉史’”
1963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刊登了日本學者阪田昌一關於基本粒子的文章,毛澤東看到後,立即把時任該刊主編的于光遠召到他的菊香書屋座談。於先生說:“到毛澤東的寓所,除了談自然辯證法這次外,還有一次,而且是在此之前。但那次見面不是在菊香書屋,而是在游泳池那邊。”
那次是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是聶榮臻元帥帶于光遠去的,同去的還有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中國近代史上有個“五口通商”,20世紀50年代則有個“六口通商”的說法。當時中共中央工作分六個口,六位政治局委員各管一口:彭真管政法,彭德懷管軍事,陳毅管外交,李富春管工業,譚震林管農業,聶榮臻管科學。所以聶榮臻帶着于光遠、張勁夫,到毛澤東那裏彙報“大躍進”中全國科學界的情況。
“那次一到毛澤東的住所,對在那兒看到的一切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澤東的房間裏,掛了許多各種類型、規格的水壓機的圖。談話中,毛澤東一再爲鋼鐵生產的產量壓不下來感到奇怪。”當我問到於先生他們那次見毛澤東談話的具體內容時,於先生說:“張勁夫彙報了中國科學院的情況,我則彙報了全國各地科研院所的情況,毛澤東聽得很認真。”說到這兒,於先生緊接着感嘆道:“我把那次向毛澤東的彙報,稱作‘于光遠丟臉史’。”“我當時彙報的內容並不是我到各地調查看到的,而是靠各地上報的文件報告彙總的。其中有一份來自山東省的正式文件,說他們那裏某地研究出一種嫁接法,把蘋果和南瓜相互嫁接,結果南瓜有了蘋果的味道,蘋果能長得南瓜那麼大。我堂堂一個搞科學研究的、被稱爲學者的人,竟不加分析思考,就根據彙報材料,將這些向毛澤東彙報了。這不是大大的丟臉嗎?”
這件事在於光遠心中沉積了很久,直到“文革”結束以後許多年,他仍常思考爲什麼共和國的歷史上會屢屢發生類似的事。“我最近突然想到,我們國家應該建立一個科學檢查監督機構,任何事物、任何觀念一出現,都應該先放在科學的尺度上衡量一下。我的科學第一的觀念,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于光遠說道。在和許多前輩的交談中,他們對往昔經歷的誠懇反思我時有所聞,但像這樣細緻地敘述自己的“丟臉史”,並在檢討之後,引出令人深省的灼見的,于光遠先生是我見到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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