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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拉胡琴唱京戲
朱鎔基來上海之前,就有傳聞,說來了一位原來在國家經委、計委很有纔乾的領導,但是非常嚴厲。在他手下工作不少人都會挨批評。總而言之,他做了不少事,得罪了不少人。
第一次交集是他一來就碰上了上海甲肝大暴發。一次開會之前,幾個人碰到,他問我,謝麗娟同志,今天肝炎的病人有多少了。我就說今天是十二萬四千幾百了。他說我聽說不是這個數字。我說我回去再去核查。到了第二天,要不要告訴他我核查的結果,我想可能他已經不想問了。他腦子在想別的事情了,我何必再去問他呢?所以我沒問,但是他馬上問我了:謝麗娟同志你核對過沒有。我說我核對過了,是十二萬四千多。他不做聲了,我想他是非常認真的,他是知道情況,他同時在考察每個人。他等於在考察我這個人糊不糊涂啊。
我對朱市長處理人與事的風格,特深的感受是“嚴明”兩字。朱市長來上海到任後,曾對上海的環境衛生多次提出很不滿意,他說:上海與北京、天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一看髒的樣子就頭疼,這麼髒,士氣是振作不起來的。朱市長要求改革市容環境衛生的管理體制,要包乾,實行責任制。
我1985年進市政府,當時汪道涵同志卸任上海市長了。他就跟我說,上海的衛生情況太差了,你首先要把上海的衛生給抓起來。上海的衛生情況是一直非常差,乾部們意識中看重經濟效益,對衛生不重視。我們為了讓朱市長在了解下面情況的基礎上、能夠說一些鼓勵和動員的話,因此建議朱市長去選擇一個環境衛生比較差的區,在這個區政府開一個座談會,以及現場的視察活動。說得不好聽一點的,我們商量的就是要讓朱市長發發火;他發一次火的話,影響是很大的。朱市長接受了這個請求,於是我們就選擇了某個區。當走進一個裡弄,那裡糞水橫流,有一個老太太指著我們這些官員說,你們都是市裡來的,你們看看我們的環境糟到這個樣子,我們都要用磚頭墊起來纔能走路,有時候小學生去上課走得不穩,還跌到糞水裡面。朱市長馬上就說,老太太,我是上海市的市長,我沒有把工作做好,讓你們受苦了。我對不起你們。我們一定盡早趕快把環境衛生治理好。朱市長的這番講話,我們真是刻骨銘心,他對市民的態度非常和藹,非常熱情。他的嚴厲是對官員。離開了這個裡弄之後,就在外面的馬路上,現場,朱市長就說,這個區的領導來了沒有?這個區長就馬上說,我在我在。這個時候朱市長說,你是怎麼搞的,把這個環境搞成這個樣子。這次的會議和視察活動,在全市各個區都引起了震動,當時的街道辦事處的主任和副主任後來就當了區長或者副區長,或者是市政府更高一級的(職位),他們現在還記憶猶新,那時跟著我真是苦。我們那時候怎麼查的啊,我們是白天查,晚上查,放假節日也要檢查。
朱市長在有一次處理城市衛生死角的時候,對我帶著微笑說,麗娟同志,我聽說下面對你的意見很多呢。我聽了以後沒有感覺到有什麼異常,因為我知道,是會有很多意見。朱市長接著說,不過,我對你的工作還是支持的。我真的感到很欣慰,這說明朱市長一方面是嚴,另一方面他也很明白,他手下的乾部是不是在很認真工作的。
還有一件事情,我們不是要文件傳閱嗎,一個是文件傳閱,另一個是下面情況匯總的報告。文件上面就印著所有市長和副市長的名字。很多人都是圈一圈簽一個字。我們那一屆的副市長他們是1983年進去的,我是1985年增補進去的。增補了江(澤民)市長和我。他們都是我的前輩,都是圈一圈。當然不是每次都這樣,我也是圈一圈。那麼朱市長來了之後,有次在會上說我看到大家都是在畫圈。他說都畫圈誰拿主意啊。到底怎麼解決問題啊。你的態度到底怎麼樣啊。都畫了圈這個事情怎麼解決啊。每人看了都要把自己的意見寫下來。
這個提得非常實在啊。以後大家都是把自己的建議和意見寫上去。他有什麼實在的批示,我去實在地做。所以人家看來朱市長對我沒有那麼嚴厲。以至於後來在開市政府工作會議的時候,有人要提一個什麼意見,就寫一張條子給我,要我來發言。人家看出朱市長對我沒有那麼嚴厲。其實怕還是不怕,就是看你怎樣對待這個工作。你如果做工作很認真,不要怕他。
我們上海從1990年、1993年、1995年、1996年年4次評上十佳衛生城市,真的是朱鎔基市長打下的基礎。第一個建立制度,第二個是有一個管理的體制,第三個就是他的嚴格的工作作風。
他走了以後,上海有這麼一句話:朱鎔基一走,乾部緩了一口氣,市民老百姓嘆了一口氣。大家非常地惋惜,有一種情緒:他走了,接下去的事情怎麼辦啊。
我記得後來有一次他回上海視察工作。我們國家的航空飛機老是誤點嘛,他有次來上海找航空公司當面談,來抓飛機的准時問題。當時還是在國務院,還是在副總理的時候。那時候勞安同志(朱鎔基夫人)和我在一起,有一個同志講到具體的一個項目,勞安表示一個什麼語氣,他就豎著耳朵能聽到了,馬上大聲說。勞安你不要說了好不好,這些事情我再三說過你不要摻和!他再三強調家屬不能參政。
退休之後,他來上海的次數不多。我去看過他一回,那是有一次他來做一個(身體)檢查。一個印象是他的樣子比較蒼老了,精神比不上以前,我們說的話不多。但是我覺得他的情緒不好。為什麼不好,因為我們中國問題這麼多,這麼大,他以前堅決反貪污,現在貪污這麼多,因為這些情況讓他擔懮,我想他情緒不好。但他也不說什麼。具體的事情他不會說什麼。
他有時候也有說錯話,批評錯,但是他之後心裡會清楚。他不會老是記住你有什麼不好,有一個建委的副主任,吳祥明,這個人的脾氣也是比較倔,有時候在會上會頂朱市長的。那麼頂了以後,朱市長的臉面也不是太好看。但他還是考慮吳祥明的意見是對的。後來吳祥明也是得到提拔的。他並不是以某一件事和他的意見不一致而冷落。該提拔還會提拔,後來吳祥明當了市委的副秘書長。
朱市長也有軟弱的一面,我看到他哭過。有一次六一兒童節我陪同朱鎔基一起看殘疾兒童和孤兒一起組織的活動時,他看著看著眼淚都掉出來了。
有一次剛剛選好副市長,晚上就要開確認市長分工的會。我們有一個副市長倪天增沒有到,秘書長說了這個副市長有一個外事宴請的會。他知道了。過了一會兒還沒來,他就催。他說怎麼回事,還沒來。秘書長就說再打電話去催,過了會兒,又說怎麼還沒來,吃了幾個菜,吃了那麼久,有點發火。後來這個副市長來了,會後有人傳給他聽,朱市長發火了。朱市長當時還強調,再說一下,以後開會都應該到,不管什麼活動,宴請不需要太長的時間。實際上也等於批評了這個副市長。這個事情就傳開了。後來也有其他副市長向澤民同志告狀。澤民同志找朱鎔基談話,朱市長說我是擔心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我聽說他原來在計委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後來這個副市長到北京黨校學習,學習的時候心髒病突發意外過世,在追悼會上,朱市長對他的夫人說,哎呀,我實在對不起啊,我那時候過嚴地批評了他。他哭著說,你先生的工作是非常優秀的,但是這麼早就過世了,他對倪天增的妻子非常地同情,對他曾經的嚴厲表示道歉。這是他的性格、人性柔弱的一面。 (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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