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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內蒙古下鄉的轉年,聽公社“帶青幹部”講,鄰村知青集體戶搞得好,所有成員“一個鍋裏掄馬勺”,團結互助,不分彼此,親如家人:他們自己動手養豬養雞,千方百計改善生活;大家的衣服都掛在一起,隨意挑揀換着穿;最大的“亮點”是不論每個知青所掙工分多少,年終分紅的錢都擱在一起統一支配。其樂融融,儼然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
鄰居日子過得好,理當見賢思齊。我們集體戶幾位知青商定,趁着夏鋤時節天黑得晚,收工吃過晚飯一道前往鄰村“知青點”串個門,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參觀取經”,真實的意圖是要親眼看看我們的近鄰到底過得怎樣,是否真像官方宣傳的那麼回事?
出訪與被訪兩個集體戶的大多數知青是天津同校同屆同窗,1968年同期同批乘同一趟知青專列下鄉到同一個公社插隊。彼此相熟,賓主見面就不講客套話了,我們刨根問底直奔主題。問東道主“財物共享、各取所需”的做法是誰先想出來、提出來的?問他們每個人“付出不等、分紅一碼齊”咋能心平氣和、毫無私心雜念?從對方回答得知,原來他們是從本盟知青“先代會”上“原包躉來”了兄弟旗縣某先進知青集體戶的典型經驗。
時隔三十多年之後,我從一部草原知青文集中拜讀到當年那個盟裏掛號的先進知青集體戶成員憶插隊的文章。感到我們鄰村知青集體戶的做法與人家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了。盟裏那個先進集體戶曾是上級倡導我們知青學習的光輝樣板。其演化裂變的歷史軌跡與最終結局,局外人不知其詳,不可胡猜妄議。
就說我們公社吧,知青下鄉當年趕上豐年,與村民一樣分紅較高,皆大歡喜。豈料轉年就遭災減產,工分分值暴跌。同時,國家對插隊知青按人頭供應商品糧、逐月撥付生活費的一年期優惠政策也到期終結,知青終於“真正與貧下中農打成了一片”了:一樣按人頭分配原糧;一樣自己打柴燒、自己種菜吃。糧食緊缺,集體戶一日三餐的大鍋飯吃不飽了、難以爲繼了。集體戶日常生活產生了不和諧的顫音,成員之間產生了磨擦、鬧出了矛盾。男知青飯量較大,吃得多,過日子精細的女知青對吃大鍋飯有意見了;女知青較比男知青掙工分少,那種年終分紅大家收入放在一起花的做法還能堅持下去嗎?70年代初開始,各地在知青中招工、招生。因爲生活艱苦、前途渺茫、感到精神苦悶空虛、情緒低落的知青們,看到閉鎖的命運之門忽然開啓了逃逸的縫隙,立志紮根農村邊疆的決心發生了動搖,開始各謀出路,各奔前程,爲爭取被推薦名額早日“跳出農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鐵板一塊的集體戶逐步走向土崩瓦解。因爲“政治條件差”,選調招工、推薦上學排不上號的知青人心思變,也不願再吃大鍋飯,有的分家另過開小竈,有的結婚成家過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在農戶中尋找自己的“堡壘戶”當“避風港”,以求庇護棲身。當回城風颳起來的時候,多數人借“病退”“困退”途徑紛紛拔根回城。昔日紅火溫馨的集體戶,人去屋空。
當年純真的知青一腔熱情豪情萬丈,理想主義催生了草原上的知青烏托邦。剛走出校門的學子忘記了政治教科書上講過的“空想社會主義”前車之鑑,最終品嚐到了重蹈覆轍的痛苦……
而今回眸往事、深刻反思,當年上述先進知青集體戶的做法與人民公社搞的那種“一大二公”、“一平二調”何其相似?然而,當年農村的貧困落後是嚴酷現實(可以說至今農村的物質生活也遠遠沒有達到按需分配的繁榮程度)。大鍋飯,養懶漢。均貧富、吃大鍋飯、刮共產風挫傷了各盡所能的積極性;靠主觀意志推行絕對平均主義、希冀早日“大同”註定難以遂願。凡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超越客觀現實的不切實際作法,不管首倡者、參與者初衷如何美好,信仰多麼虔誠,品格多麼高尚,終歸事與願違、好景不長。
現在插友聚會,偶爾談起曇花一現的草原知青烏托邦,個個淡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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